利玛窦对中国的影响

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号西泰，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中国人尊称其为“泰西儒士”。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东部小镇马切拉塔的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1571年加入了耶稣会，在耶稣会办的罗马大学学习神学、哲学、天文地理。1578年奉命东赴果阿，1582年来到澳门，1583年，利玛窦进入内地，在肇庆定居。在这之后，他先后定居于韶关、南昌和南京，1601年进入北京，并获得在京的居住权，直到1610年他去世。

利玛窦以毕生的精力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全方位地将欧洲的地理学、天文学、数学、机械学等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

一、刊印世界地图, 宣传地圆说

1583 年利玛窦从澳门来到广东肇庆,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影响, 他在仙花寺里举办了一个西洋天文仪器展览, 其中一幅用洋文标注的世界地图最引人注目。中国历代绘制的华夷图或天下图都只是附带邻近夷狄的中国地图。在这一幅的世界地图上, 显示的中国只是其中一小块而已。利氏学过绘图技术, 在中国翻译的帮助下, 制成山海舆地全图。1602 年, 他应邀再次修订了旧图,扩充内容绘成6条合幅的坤舆万国全图。全图宽361 cm, 高171cm, 这是我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可以说, 中国人面向世界, 从这里开始了第一步。

二、制作天文仪器, 传播天文知识

利玛窦在刊印山海舆地全图之后, 便着手用金属材料制作天球仪和地球仪 , 向来访者讲解地球的位置和各星球的轨道。他还多次准确地预报日月蚀,比皇家的钦天监还高明。利玛窦在南京、北京等地讲授天文学时, 依据的教材是他的老师克拉维斯所著的萨克罗博斯科天球论注释一书。此书详细解说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宇宙论和托勒密的行星运行轨道模型, 是当时天文学的百科全书。1601年利玛窦定居北京后与中国学者李之藻合作摘译了西方天文学著作《乾坤体义》三卷。书中介绍了西方天文知识, 如地球是圆形的; 太阳大于地球; 月球本身不发光, 只反射太阳光, 日食和月食的成因, 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四元行论和一些天文仪器的构造等。

三、翻译《几何原本》数学著作

利玛窦决定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几何原本》是公元前4 世纪到公元前3 世纪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教本, 书中所表现的那种严格的定义,完整的结构, 前后一贯的演绎法, 以及不依赖于数例的纯几何证明和作图可行性的要求等, 都是我国传统几何学中缺少的。1606 年秋, 由利玛窦口述, 徐光启记录, 合作翻译取得成功。由利玛窦带来的数学对我国明代的历法修订和几何体测量等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数学形成于汉朝, 在宋元时期达到高峰, 明代的数学注重于商业化的应用, 理论研究缺失, 此时《几何原本》的传入, 它的证明和新奇使一批学者为之钦服, 以至出现了晚明、盛清的数学家言必称几何的情景。

四、传入记忆术, 编中西文字字典

应江西巡抚陆万垓之邀, 利氏撰写了《西国记法》16 卷, 1599 年刻印。讲述了表象设位, 立象设位等。用现在的话来说, 对于每一件我们希望铭记的东西, 都应该赋于一个形象, 并给它归纳分派一个场所, 这样我们可以借助记忆的方法来使它们重现。另外, 利玛窦还首创用拉丁字母注汉字语音, 1605 年撰《西字奇迹》一卷, 对我国音韵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五、传授西洋画法, 教习演奏西琴

利玛窦入华传教, 携带了天主像和圣母像等油画圣像作为贡品进献给明朝庭。西洋绘画注重写实, 画面富有层次和立体感, 很受当时士大夫推崇。利玛窦自幼参加耶稣会, 深受宗教音乐的熏陶, 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1601 年利玛窦进京时曾代表教会献给明朝皇帝一架5 尺长、3 尺宽、3 尺高的钢琴。皇帝派了4名乐工跟利玛窦学习演奏, 利氏为了便于唱和, 编了8 首宗教歌曲，名为《西洋曲意八章》。

六、让欧洲了解中国

利玛窦在中国住了28 年, 著译了16 种书稿, 不仅把西方的科学文化传播到中国来, 还花了4 年时间把中国的儒学经典《四书》翻译成意大利文, 介绍给欧洲。他和天主教会通讯时赞誉中国的天文学、数学和机械工艺的发达。他还通过自己的实地测量并参考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资料, 绘制了第一幅标有经纬度的中国地图寄回欧洲。在他的著述中, 回忆录《中国札记》无疑是流传最广, 最具史料价值。此书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民俗民风。利玛窦于1610 年5 月11日去世,享年58岁。万历皇帝下圣旨赐葬于北京平则门外栅栏寺, 他是第一位获得在北京长久居住权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位被允许安葬在北京的外国人。

利玛窦的贡献不仅仅是局限于他本人将欧洲的文化传到中国，将中国的情况介绍到欧洲。如果说这是他传送了文化产品的话，那么更重要的是他建造了一座沟通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桥梁。鉴于众多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企图均告失败，耶稣会远东巡察使范礼安在澳门进行了“划时代的观察”，制定了被称作“适应政策”的全新的传教策略：不是要信徒葡萄牙化，而是要传教士中国化；要求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和中国典籍，改穿儒服，起中国名字。

利玛窦则是 “文化适应政策”的实践者和发展者。他采取学术传教的方法，以新鲜的西方科学文化来吸引中国的文人学者；他对中国的传统宗教采取排佛补儒的策略；认为祭祖和祭孔是世俗礼仪，非宗教礼仪，可以被天主教接受；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天主教礼仪作适当的调整，如礼拜形式、安息日和对女教徒的特殊对待等等。

正是因为利玛窦实践和发展了“文化适应”策略，中西两大文明之间才架起了一座桥梁，才使在随后的200年间有数以百计的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持续地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造就了被称为“西学东渐”的全方位的文化交流。

利玛窦所开创的“西学东渐”带来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几乎包括所有的学科门类，只要追溯它的发展史，都无法回避“西学东渐”的影响。“西学东渐”对中国科学、艺术和人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有些领域甚至是从无到有的开创性影响。

利玛窦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但为了这个目的，他无意间、有时甚至是有意地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由于他们在传播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贡献，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进而影响了当时几乎每一个中国人。

因此可以说，作为“西学东渐”的第一人和开创者，利玛窦堪称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贡献最大的外国人。

同时，来华传教士又向欧洲全方位地介绍中华文明，从而是在西方引起“中国热”的先驱。正是利玛窦等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中华文明，为欧洲的启蒙运动提供了营养。

利玛窦又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平等相待、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典范。尤其是在他所生活的西方列强弱肉强食、殖民主义大肆扩张的时代，这种精神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