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有着多种戏曲表演形式,而湘剧也是其中之一,湘剧主要流行于长沙、湘潭等地。湘剧文化也一直是湖南甚至全国人民的喜爱,新中国成立后,众多的湘剧曲目对现代戏影响很大。下面的湖南文化带你走进湖南的湘剧文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湘剧”名称最早见诸民国9年(公元1920年)长沙印行的《湖南戏考》第一集。明代成化年间,长沙是吉王府所在地。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戏曲演出的繁荣。外来的戏曲在长期的演出活动中,与本地区汉族民间艺术、地方语言紧密结合,逐渐形成了这一包括“高”(高腔)、“低”(低牌子)、“昆”(昆曲)、“乱”(乱弹)四大声腔,唱白用中州韵、富有本地特色的剧种。
高腔源于弋阳腔,早在明朝嘉靖(1522-1566)年间人徐渭的《南词叙录》已有关于弋阳腔在“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的记载。弋阳腔在传人长沙之后,经“错用乡语”、“只沿土俗”和融合打锣腔等地方音乐,从而在弋阳腔滚唱基础上衍变成湘剧高腔。从《精忠传》等古老的连台本戏以高腔、低牌子合演的情况看,后者的产生年代约与前者同。
昆曲传入长沙时间稍晚,根据“长沙老郎庙班牌”,清朝康熙三年(1664年)和六年,既唱高腔、也唱昆曲的长沙福秀班和老仁和班先后成立。作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二十八年间的江宾谷所作的《潇湘听雨录》卷三,曾记载湖南布政使杨廷璋陛见时,官场公饯,曾演出昆曲《三多》。这一时期当是昆曲传入长沙的时间。高、昆同台演出,直接影响到高腔音乐和表演艺术的发展,使之从偏重大锣大鼓的武戏,变为也唱小锣小鼓的文戏。当年老仁和班小生喜保和杜三演唱的《赶斋泼粥》、《打猎回书》等高腔戏,也曾经吸收了昆曲表演中许多优美、细腻的做工和舞蹈,在当时也曾名噪一时。至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年),昆曲逐渐衰落,并退出湘剧舞台。光绪三十一年,长沙人叶德辉在《和桧门观剧诗》中有“昆山近又无人会,那解寻源白石翁”句,说明当时昆曲在湘剧中的处境。
乱弹又叫做“南北路”。其来路尚无定论,但湘剧在吸收了徽班中的《大长生乐》、《偷鸡》等一类剧目,并将其曲调称为“安庆调”,其他属于安庆“花部”的《水淹七军》、《龙虎斗》、《路遥知马力》、《王祥吊孝》、《李大打更》、《困曹府》等,也都是湘剧经常演出的剧目。
徽班源于秦腔的《如意钩》、《锁云囊》,后来也传到湘剧班。此外,湘剧还从汉剧中吸收了《酒毒杨勇》等剧目,可见湘剧的早期发源与徽剧、汉剧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南北路声腔的传入,在湘剧舞台上开始出现了高、乱合演的剧目,如《金丸记》中《盘盒》一折唱高腔,《拷寇》一折唱乱弹腔。由于高、乱同台,得以互相借鉴,并且相互促进:高腔吸收了乱弹所长的做工和武打;乱弹则受高腔滚唱的影响,发展了长段流水,如《斩李广》中连唱四十八个“再不能”,《程济赶车》中连唱二十四个“可怜主”等,使湘剧的唱腔和表演艺术又前进一步。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京剧流入长沙。四年后,又有十八个京剧艺人在长沙参加湘剧班并同台演出,湘剧艺人又向京剧学习难度较大的武功,在演唱中吸收了京剧的一些花腔。
综上,湘剧发源于明代,至清朝中叶已逐渐形成为多声腔的剧种,又历经变化而形成以高腔和乱弹为主要声腔。其班社在康熙年间大多以唱高腔为主,或高、昆兼唱,如福秀班、老仁和班。乾隆年间班社逐步增多,如以唱昆曲为主的大普庆班,浏阳、醴陵一带则出现由九人组成的“案堂班”(见乾隆《醴陵县志》“风俗”条)。当时。长沙、湘潭已经修建老郎庙,并于乾隆末年设九麟科班。道光年间成立以乱弹为主的仁和班。同治、光绪年间,班社蓬勃兴起,至宣统元年(1909),长沙城内有仁和、庆华、春台、仁寿、同春等五班,湘潭有永和、庆和等班,浏阳有清胜班,宁乡、益阳有大观班和福林班,至建国前夕,湖南全省湘剧班社达二十一个,艺人一千二百多人。自道光年间起,至建国前夕,所建立的科班达二十八个,开科六十多期,分布于长沙、湘潭、浏阳、醴陵、茶陵等地。其中以道光后期起科的五云科班开科最长,经历数十年,培养艺人四百多名。其后较有影响的有三元、华兴等科班。1920年后设立的福禄、九如、福喜等坤班,是专门培养女艺人的组织,开科长达十余年。
湘剧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有剧目千余个,内容丰富:有来自北杂剧的剧目,如《单刀会》、《诛雄虎》、《回回指路》等;有来自早期弋阳腔的剧目,如《目连传》等;有来自弋阳腔和青阳腔的剧目,如《琵琶记》、《白兔记》、《金印记》等;还有大量《三国》、《水浒》、《杨家将》及“三十六按院”的一大批南北路剧目。经演出实践的消长更迭,现有传统剧目六百八十二个,其中弹腔剧目有五百个以上,高腔剧目近一百个,低牌子剧目保存在连台大本戏中的有二百多折,但独立单出的则为数不多,昆腔及杂曲小调剧目亦少。